对谈形式不是一问一答——比如问一句、回答一段——而是比较传统的笔谈。一去一往的都是长篇邮件。

  被访谈人是齐格蒙特·鲍曼（Zygmunt Bauman）：一位与现代性紧密联系的思考者、反思者。他是社会学家，也是文化评论家，还是他本人的生活艺术家。在学术上，他的思考引领了20世纪欧洲的思想界和社会科学研究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《现代性与大屠杀》《立法者与阐释者》《现代性与矛盾性》等专著的出版，构成了他的“现代性三部曲”。这并不是他研究现代性最早的文本，不过他在思想界的声望却是由此形成的。到了晚年，他继续思考，并观察人们如何面临猝不及防的不确定，如何踏上追忆传统秩序的乌托邦之路。这样的不安，根植于现代晚期的内在冲突和危机。幸福也是如此。就如他说的，我们一出生，就被抛入这样一个世界。与人一样，外界也反复无常，而这“反复无常”被定义为“意外”。我们总是在那些无法被计算的个人与社会条件当中选择、平衡。

  那么，什么是幸福？或者如何界定和测量幸福？这并不是一个庸俗的提问。我们可能会给出无数种选项，它们有关愿望、理想、欲望、安宁。从哲学到社会科学，每一种学说都试图提供较为合理的解释。遗憾的是，大概没有哪种说法敢于宣称发现了不可辩驳的奥秘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一个不好的“兆头”，而就像鲍曼所说，“对于百折不挠、不可救药地追求幸福的人类来说，这却是一个好兆头。因为它预示着希望的不朽”。

  访谈人是作家、爱沙尼亚塔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瑞恩·罗德（Rein Raud）。

  下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《自我：与齐格蒙特·鲍曼对谈》一书。摘编有删减，标题为摘编者所起。注释见原书。

  《自我：与齐格蒙特·鲍曼对谈》，[英]齐格蒙特·鲍曼、[爱沙尼亚]瑞恩·罗德著，张德旭译，南京大学出版社·守望者，2024年8月。

  罗德：有个术语叫“出生时的预期寿命”（life expectancy at birth），它通常指一个人预期能活多少年。我想对该术语稍做引申，从广义的角度将之理解为“期望人生”，即在博尔赫斯式的“小径分岔的花园”中，人们所期待的那种人生。

  我们也可以把它描绘成一棵树，当一个人的出身条件——包括社会和生理条件——并不决定他随后的选择时，他在无数的时刻，既可能向左分岔，也可能向右分岔。

  毫无疑问，有些选择会让人踏上一段典型的人生轨迹。一些分枝点会无可挽回地改变他的人生轨迹；另一些分枝点则会让人暂时偏离这一轨迹，然后在更高处重新交会。每个分枝点都对应着一个决定；我们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候，并不总是有意识的，但若避免或推迟决定，我们相当于将决定权拱手让人，委托别人替我们做决定。

  “命运”和“性格”，确实充足表现了影响决策的两股相反力量。不过，两者在某一些程度上是相互决定的。据统计，“性格”的某些特征更有可能出现在“命运”的某些场景而非其他场景中。话虽如此，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永远取决于具体个人。有些人平静地接受自身所处的境况，有些人则反抗之；有些人反抗一种境况，有些人则反抗另一种。无论如何，这些反抗也是我们在“期望人生”之树上攀爬时面临的选择时刻，它们可能一开始就存在。

  显而易见，机遇之类的不可控因素，包括他人的“期待人生”之树上发生的事情，可能会对个体的生命历程产生特别大的影响，或为其开启全新的可能性，或切断现有的可能性。但总的来说，个体的人生轨迹可以被看作由“期望人生”之树和每个分枝点上的个人决定共同塑造的。我们创造人生，人生亦创造我们。

  现如今，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一种方法，是以幸福为标尺，将一个人在这棵“期望人生”之树上攀爬的实际高度与这棵树本身的高度作比较，爬得越高代表越幸福，人生就越成功。可问题就在于，我们实际使用的任何标尺都不是严格垂直的；换言之，我们看不到一个清晰的标准，甚至不知其存在与否。

  幸福若被等同于物质财富，那么标尺的最高点对应人生之树的某处；幸福若被等同于精神成就，那么标尺的最高点则对应人生之树的另一处。若将家庭和睦作为幸福的标准，我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；若以激情之爱，或聪明睿智为标准，结论又不一样。所有这些标准的角度都不同，这使得它们总体上互不兼容；尽管如此，人们普遍希望自己至少在几个标准上做得出色。常见的情况是，每一个人都会在某些方面失败，而在别的方面可能做得很好。

  当然，这些幸福的标准并非由我们自己所创造，我们只是将其当作自己的标准。唯有极少数强人能为自己确定一个绝对严格的垂直度，以此度量自己在“期望人生”之树上的攀爬进展。恐怕大多数人所依据的垂直度就像芦苇一样，任凭社会文化的风吹雨打，有时偏离多一些，有时偏离少一些。很多时候，在分枝的那一刻看似绝对正确的选择，随着时移势易，人们开始悔不当初——当然，没有人能知道，在另一种选择所创造的平行世界里，究竟会发生什么。

  我感兴趣的是，在这些分枝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以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分枝点做出自己的决定。我非常同意“自我构成的劳动永不止息”的说法，但我认为，自我生产的劳作也永不止息。我想把这两个词语对立起来，互为观照：“生产”指的是外部控制力量的劳作，我们只是任其揉捏的泥土；而“构成”则是我们自己的劳作，我们是陶工——不过，即使作为陶工，我们仍就是由泥土铸成的。毋宁说，我们是锻造自己的黏土的陶艺家。过去几十年里所发生的某种转变，很好地体现在流行的乐高建筑玩具的演变上。

  我小时候，第一次接触乐高玩具，它们当时是成套的，我可以搭建出自己的梦幻世界，随附的说明手册上还提供了一些启发灵感的模板。等到我的孩子们玩这些玩具时，乐高的概念发生了变化：每套玩具都标明了制作某个特定模型所需的准确件数，有点像设有唯一正确答案的拼图游戏。当然，如果你有很多套乐高，你可以把几个乐高套系混在一起，还可以将卖给你的不同世界重新拼在一起；然而，一个不变的事实是，这些世界已经变成了预制的、系统化的、内部完整的整体，连同它们的规则和叙事一起被买家接受。

  诚然，初次接触乐高玩具的孩子，其所搭建的世界，不如专业开发团队创造的世界那般引人入胜，后者在质量上无疑更胜一筹。但是，它们从孩子身上夺走了创造世界的必要性，以及随之而来的无穷乐趣。毫无疑问，孩子们从创造世界中获得的巨大乐趣，只能让位于商家从新作品中获得的巨大利益；商家迫不及待地开发乐高系列中的新零部件，为这个不断扩张但现成的世界增添新元素。能预见，在现成的乐高世界中长大的孩子，成年后更能适应现成的生活世界。

  齐格蒙特·鲍曼在书房。图片来源于英国利兹大学（University of Leeds）网站。

  鲍曼：我喜欢你的“黏土与陶工”寓言，更喜欢你所补充的“陶艺家”（陶工中的少数）寓言。陶艺家不在艺术品商店购买黏土，而是自己开采黏土，并按照自己的设想对其进行制坯、修整、揉捏。这就是我在谈及行动者对命运的内化时所试图捕捉和表达的东西：行动者对命运的内化总是包含他对命运的选择性阐释；对“天然的”、未经加工的命运的内化，总是操纵着行动者的机遇和倾向，使其性格朝着此方向而不是彼方向发展。

  我也赞成你所引入的“成功人生”这一议题，我把它理解为“工作出色”所带来的满足感，萨特曾称之为“生活计划”的实现。然而，这种满足感，一种独特的“元幸福”（meta happiness），与自我构成的别的方面类似，是一种不稳定的、忽明忽暗的情绪：一种倏忽而逝的状态，一种容易被撤销甚至被其反面取代的瞬间状况。“（人们）对生活有何要求，希望在生活中实现什么？”再次引用弗洛伊德的回复：“答案毋庸置疑……（人们）努力追求幸福；他们盼望变得幸福并保持幸福。” 然而，问题就在于他们没办法“保持幸福”：

  我们所说的幸福，从严格意义上讲，来自被严重压抑的需求得到满足——最好是突如其来的满足。从本质上讲，幸福只可能一种偶发现象。快乐原则所渴望的任何情状被延长，只会产生一种轻微的满足感。我们只可以从对比中获得强烈的快感，而很少能从事物的某一状态中获得快感，这是人类天生的心理结构使然。

  涂尔干认为，社会事实是社会学唯一合法的研究对象：它是一种“事态”（thing），与所有事态一样，具有可靠性、稳定性、持久性和巨大的强制性；实际上，它是一种几乎没办法抗拒，或完全没有办法抗拒的力量。确切而言，幸福不是一个“社会事实”；人们对幸福的追求，尤其是对所追求的目标对象的选择，才应当被归为“社会事实”。人们对这一追求目标的占有或消费，也常被人体验或描述为幸福时刻。

  然而，我认为，追求幸福的天然栖息地是不幸福、不满意、未实现的状态——简而言之，是产生痛苦的被剥夺状态（如被压制、被疏远、被抛弃、被排斥、被剥夺尊严和自尊等）。换一种说法，从结构语言学的角度来看，在“幸福与不幸”的对立中，不幸是“无标记的”，而幸福是“有标记的”。幸福只能从消极的角度予以定义：它是克服、违抗、打败或终止的不可捉摸的瞬间——总而言之，幸福是否定的一瞬。

  幸福是人生追求的驱力，但与其他积极的、指引性的、北极星式的乌托邦一样，它的“物质性”，也就是它对人类和社会产生的实际意义，完全在于它能激励人们不断追求幸福，并产生持久的效果，尽管这些效果往往是偶得的，即未曾预料的、无意为之的、计划外的。

  克里斯托弗·赫尔曼（Christopher Helman）是《福布斯》杂志的专栏作家，他曾经报道过总部在伦敦的列格坦研究所（Legatum Institute）所做的一项研究。列格坦是众多试图“揭示人类幸福的原因”的调查机构之一，它致力于找出人类幸福的可量化、可编码的条件。赫尔曼说，“列格坦对世界各国的创业精神、个人自由、健康、经济、社会资本、教育、安全保障和治理进行评分”；这些分数是由《福布斯》杂志的专家们打出的，为得到所要的结果，他们必进行大量耗时耗神的复杂计算，向他们致敬！不过，赫尔曼略带讥讽地评论道：

  幸福是主观的，而非客观的；幸福的定义众说纷纭，争论不休。繁荣就等于幸福吗？不一定，但肯定有助于幸福。你的生活幸福吗？当你开着豪车去上班的路上堵车时，你也许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尽管你在高档写字楼里身居要职，但你曾幻想抛弃这一切，抛弃办公室、房贷、西装、压力，以及全天的电子束缚。

  接着，赫尔曼问道：你以为退居海边的小木屋、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，就会幸福吗？也不见得。“主观”因素对“客观”因素的反抗和质疑，是无穷无尽、无止无休的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

  与众多机构一样，列格坦在其设计的调查问卷中，为可能会产生幸福感的品质赋分，然后对收回的问卷答复做多元化的分析，从统计分布中（以及从问卷作者对“人性”的默认假设中，这一点更重要）推断出人们应该从这些品质中获得多少幸福感。

  但是，如果某个叫作汤姆、迪克或哈里的人具备这些品质，却未能从中获得幸福感呢？换言之，如果汤姆、迪克或哈里没能做到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应该做到的事情呢？那么，这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错，不是吗？要不然就是经济的错，他们只是不善于把握机会而已。“一切都是经济问题，笨蛋！”——这是专家们在着手研究之前就听过的结论。我们也一样，几乎每天都能从风云人物那里听到这番话，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经济。

  我们还一致认为，人类的烦恼、磕磕绊绊、跌倒和失败（当然也包括打赢的仗），呈现出各异的形态和色彩。“自我感觉良好”的心情很难说是无条件的、完满的，而不幸福的状态也无法完全抹去快乐的时光。镌刻在地狱入口处的“放弃希望”（Lasciate ogni speranza），与奥斯威辛集中营大门上的标语“劳动使人自由”（Arbeit macht Frei）一样，都是对未来人生的预示。

  迄今所说的一切，对那些想为人类的困境做出连贯描述的人来说，是一个不祥之兆，原因主要在于，为人类现实梳理出一条连贯的脉络，如康德所说，好比抻直“人类这一弯曲的木头”。迄今所说的一切，对那些忙于对知识进行系统化整理的理论家来说，是一个不祥之兆；对于拉紧人类这个提线木偶的牵引绳，力图掌控人类命运的暴君来说，也是一个不祥之兆。然而，对于百折不挠、不可救药地追求幸福的人类来说，这却是一个好兆头。因为它预示着希望的不朽。

  罗德：有一个古老的笑话，讲的是，在荒岛上，有一个受虐狂和一个施虐狂，他们是海难后的唯二幸存者：过了一会儿，受虐狂走到施虐狂面前，问道：“你想折磨我吗？”施虐狂看着他，微笑着回答：“我绝不会！”

  试图用可量化的参数来定义幸福，正如列格坦想要做的那样，从一开始就是注定失败的冒险。幸福与不幸都是无法量化的主观感受。汝之蜜糖，彼之砒霜。我曾游历过一个阳光明媚、美人如云的热带岛屿，它可谓是好莱坞电影一贯宣扬的极乐世界的标准形象。我先在东南亚进行了两个月的高强度探险，然后来到这里。刚来第二天，我的伙伴们就厌倦了岛上的阳光和美人，遂决定提前几天恢复原来的旅行模式。幸福的标准版本，就像任何一个产品的标准版本一样，应该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，然而，地球上的每个人在某一方面肯定都属于一个或多个少数群体。

  正因如此，自我构成——而不是自我生产——才如此重要。作为一个自由的个体，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有犯错的权利，只要我愿意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。事实上，我还有权遭受失败、失望和烦忧——简而言之，我有不幸的权利，只要我不把这种不幸强加于人。当然，如果我愿意，我也有权踏上通往标准的幸福之路，最终抵达大众眼中的幸福。但是，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强迫我做的事。

  因此，我不太确定，在描述追求幸福的状态时，使用你和弗洛伊德提出的这些否定性词语，是否非常管用。毕竟，从别人的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是有限的；成就带来的满足感，很大程度上恰恰源自我们在取得成就的过程中付出的努力。如若不然，报纸就会刊登已经填好的纵横字谜，而不是空着让读者自己破解了。

  即使“追求幸福”的过程潜存一种缺失感，也缺乏追求的动力，它还存在另一个面向，即“期待”（looking forward）这一表达所捕捉到的人性经验。期待某样东西的出现，说明我们已经对它产生了愉悦感，尽管它还没有实质性地出现，尚未成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，但它依然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。

  是的，这种快乐可能比从事物本身获得的快乐还要多。是的，这种期待感终将成为未来失望的缘由；它可能会被滥用、纵，用以诱使一个人做其通常不会去做的事情。正因如此，有一些硬核的现实主义者，比如我的妻子，为了不被任何虚假的希望所蒙骗，她/他们拒绝展望未来。毫无疑问，这也是她的个人权利。

  鲍曼：如你所说，“期待”“可能会被滥用、纵，用以诱使一个人做其通常不会去做的事情”。连“期待”都可以被滥用吗？确实如此！每天都在发生，而且规模巨大。我甚至认为，我们当下所处的消费者社会，这个以消费主义模式来安排及管理个人、群体和社会三大系统层面的社会，实乃建立在对其成员的“期待”倾向进行系统性误用，甚至滥用的基础之上。

  我们当下所处的消费者社会，已经成功地将人的“作业本能”（instinct of workmanship）转化为“消费本能”。100年前，托斯丹·凡勃伦将人类的“期待”心理，追溯至“作业本能”，即做好一项工作的本能欲望、从尽善尽美中获得自豪感的普遍愿望、从“排出己身”（excorporation）中寻求幸福的心理倾向。“排出己身”这一术语，是由毛罗·马加蒂(Mauro Magatti)和基娅拉·贾卡尔迪(Chiara Giaccardi)最近提出的，意指为世界添砖加瓦（add）的倾向和冲动。“消费本能”指的是对事物的占有和享受的本能，或曰“纳入己身”（incorporation）的本能。与“排出己身”相反，“纳入己身”是使世界日销月铄(detract)的本能倾向，是个体从世界逐一减除已转化为商品的欲望对象。

  亲爱的瑞恩（指本次访谈人瑞恩·罗德——摘编者注），你妻子这样的“硬核现实主义者”，正是消费主义经济的噩梦：这些人拒绝“期待”，拒绝祈盼尚未尝试和体验过的快乐，在这个几乎人人都在追逐更多、更强烈的快感的时代，他们却选择退出这种追逐。

  换言之，这些现实主义者是“心满意足的消费者”，他们满足于目前的消费水平，对劝诱或勒索他们继续消费的魅惑之声充耳不闻，对诋毁和嘲笑他们消费欲怠惰的谴责之声无动于衷。消费主义的蛊惑之声，一边痛斥这些消费者如此有限的需求/欲望/愿望，一边引诱那些尚未满足的消费者，让他们对新奇的、未体验过的欲望对象产生永无餍足的渴求。不足为奇，心满意足的花钱的人可以——也将会——为消费主义社会敲响丧钟。

  如今，市场营销艺术包含双重策略，一是唤起人们对新乐趣的渴望，二是确保从中获得的快乐尽量短暂。这种策略产生了一个连带的副作用，它使消费主义经济成为系统性过剩和浪费的经济。如你所说，人性共有的“期待”意向，一旦被消费主义经济所利用，被其商品化并重新调配，往往比人们期待的“事物本身”更令人愉悦。确实，购物行为通常比其结果，即对所购之物的占有和消费，更令人愉悦；另外，占有某物的快乐是有期限的，而购物所带来的快乐，原则上可以无限延长，至少营销大师们会不遗余力地使其延长。

  你写道：“我不太确定，在描述追求幸福的状态时，使用你和弗洛伊德提出的这些否定性词语，是否非常管用。”这些否定性词语，是我顺着弗洛伊德的观点提出来的。

  不过，我相信，用这样的措辞来描述追求幸福的状态，从来就没像现在这样存在广泛而深刻、坚实而可信的理由。社会中占据霸权地位的消费主义世界观，则确保不满足的状态被永远保持，以便不断构想和传播新的愿景、新的模式、新的欲望对象，刺激人们源源不断地产生幸福感；它还要确保，在“欲望对象”转化为“占有物品”的那一刻，这些愿景和模式烟消云散。

  正如我在别处论述的那样，任何一家商店，无论它向顾客提供什么产品和服务，它的吸引力、诱惑力源于其自我呈现和他者感知——它得让人觉得这是一家独一无二的药店，出售的药品专治现代人的疑难杂症，比如疯狂竞争和忙碌生活对人的折磨，比如存在的不确定性造成的痛苦和焦虑，比如人际关系的脆弱性所导致的道德顾虑。

  总而言之，商店所售的药品，能够治愈一个人在生活技艺方面令其羞愧的“表现不佳”，这种“表现不佳”体现在实际“进展”与内心“期待”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上。我们很清楚，制药业的经济保障和盈利能力，与病患者的数量同步增长，因为被病痛折磨的人多了，制药公司仓库货架上堆积的药品就有人买了。为了销售更多的药品，获取更多的利润，制药业需要更加多的疾病——需要更加多的被定义为病态的生命状态，从而让人们相信自身有病，相信自身需要对症治疗，且基本能被治愈。无论是真实存在的症状，还是臆想出来的病症，只要有药可用，就会把渴求转化为义务。

  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《自我：与齐格蒙特·鲍曼对谈》一书。原文访谈人：[爱沙尼亚]瑞恩·罗德；原文受访人：[英]齐格蒙特·鲍曼；摘编：罗东；编辑：西西；导语部分校对：穆祥桐。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文末含《新京报·书评周刊》2023合订本广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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